■文/徐露露

　　春节回家时听到不少老邻居的事情，突然意识到自己周围的环境在发生着如此巨大的变化。

　　邻居家的姐姐和弟弟毕业后都去了天津工作，他们一家人就整体搬迁到了天津。隔壁超市的叔叔，儿子毕业后在平顶山找了工作，现在准备在平顶山买房子。爸爸的忘年交——洪生爷爷，已经跟自己儿子在郑州定居了，每年也只回镇上几次。随着我和弟弟迈入工作岗位，我爸妈也开始商量着重新置业，搬迁出来。

　　原来，我家一直存在于城镇化的洪流之中。村子里的原住居民越来越少，原始的村落格局也会被聚居的住宅小区取代。五年之后，跟我一起长大的邻居小伙伴们，我将很难再见到了。  

　　我们的村庄，好多年都是一个样，我们的村委会一直都是有七个生产队，镇上有程、李、徐、郭等几大姓，偶尔来个外地人全村都知道。家门前的那条街是政府在我上幼儿园的那一年征的地，但是直到高中二年级，那条街才修建完成投入使用。所以，对于新闻上一直说的城镇化，我没有什么感触。

　　然而，一切质变都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幼年时，每到玉米成熟的季节，总有人守在田里，唯恐有人不劳而获，行偷窃之事。到现在，忙着做生意打工的人们，哪儿还顾得上那一年产出的500斤粮食，不过是几天的工资罢了。连爸爸都曾在田地里发脾气，扔下锄头大吼着说：“一年到头在地头上耕作能挣几个钱！”

　　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征走，不是建造超市就是建造住宅小区。村里的人开始在镇上买房子，镇上的农民开始在县城、市区购置产业，如有子女在外地工作的更是举家搬迁。镇上人气旺的服装店好几家是江浙一带老板开的，家用电器的各个品牌都在这里聚集，各家快递也开始在这里设点，不知名的小旅馆里面都有无线覆盖。

　　我家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最早的时候，家里买个自行车都踌躇犹豫；紧接着，努力赚钱，鸟枪换炮，买了第一辆大阳摩托；大阳摩托还没旧掉，电动车就带着它的简单、方便、节能向我们袭来；春节串门骑着电动车，寒风只往衣服里钻真不爽，一合计节省一下又买了个面包车，既方便出行，又能运些农货。

　　新世纪的中原农民们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政策指导下的后富者，他们只拿了一点点政府的福利，却为沿海一带的开发区、工业园贡献了三十多年的廉价劳动力。打工回来的他们给妻女带回了生活的必需品，也带回了最先进的资讯。

　　每次走在工地上，看着在脚手架上奋战的农民工兄弟，我都在想：他或许是我哪个亲戚的孩子，他或许就是我家附近镇中不喜欢上学的某某。无意中，我们都成了这个时代洪流中的一滴水，见证并推进着这个时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