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晋丽（离退休）

　　“1976年7月28日”刻在了我的记忆里。那一天，我的父亲王玉堂，因公出差唐山遭遇大地震，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不相信父亲真的离我们而去了，期盼着经常出差在外的父亲有一天会回到我们身边，依然是那样神采奕奕，依然是那样和蔼可亲……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父亲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抗日老战士，开始是林彪115师的一员，后来成为由陈毅任总司令的华东野战军的一员。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给我们讲抗战打鬼子的故事。他还会让我们兄弟姐妹像军人一样排队站好，由他指挥并教唱他最爱唱的一首歌——“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父亲还爱唱《我们都是神枪手》和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往事并不如烟。在我心中，父亲是长辈但更是值得信赖的朋友。我在父亲面前无拘无束，现在想来甚至有些没大没小，连父亲的胡子我都要管（经常提醒长着一脸落腮胡的父亲“该刮胡子了”，因为我觉得刮了胡子的父亲很精神）。父亲喜欢和孩子沟通交流，我们有什么想法也愿意向他诉说，父亲会很耐心地倾听并给我们讲道理。母亲曾为父亲开“小灶”而被父亲拒绝，父亲一定要和孩子们“有福同享”。

　　文革中，我和二哥就读的小学进驻了父亲单位的工宣队，使得这个学校与父亲的单位有了某种联系。时任公司经理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被到处批斗。有一次，学校里安排我和二哥所在两个班参加批斗父亲的大会。批斗会自然要喊口号，二哥怎么都不举手喊打倒父亲，我胆小则很不情愿地跟着大家举手。同学们指责二哥不喊口号并把矛头朝向我……中午回到家，我和二哥当着父亲的面哭了，二哥还表示下午不去参加继续进行的批斗会了。父亲平静地对我们说：“批斗会要去，口号也要喊，这一点要向你妈妈学习，不就是喊几句口号嘛，我倒不了。”在父亲的劝导下，我和二哥继续参加下午的批斗会。二哥仍然不喊口号，我也不再害怕，心里还挺佩服二哥的勇敢。

　　高中毕业的我赶上“大势所趋”的上山下乡热潮。父亲送我到农场离开时，我忍不住内心的伤感泪流满面。我知道父亲心里也不好受，但当时他一句安慰的话都没说，而是第二天托人捎来了一封长信。他从自己十几岁离开家参加革命说起，说那时的条件如何艰苦，现在的条件如何好，不习惯到习惯有个过程，相信我一定能够坚强起来并适应这个过程……那时有些想法是不能向别人说的，但我会向父亲坦露心声。我给父亲写信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我没意见，当几年农民我也想得通，但一辈子当农民我真的不甘心。父亲开导说，上山下乡对于我这样在城市里长大又没吃过苦的人不是坏事，对我的成长、成熟有好处，今后无论干什么工作，吃苦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毅力总是要有的。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总能在父亲那里得到鼓励和安慰。

　　父亲经常提醒我，多掌握文化知识什么时候都有用，劳动锻炼之余别忘了加强学习。我虽然没能走进正规大学，但通过广播电视大学这样的渠道同样实现了父亲和自己的心愿。而且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也一直按照父亲所期望的那样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父亲工作很忙，经常出差在外，但是在百忙之中他会以书信的方式与子女交流。唐山大地震之前，在农场的我和在外地工作的姐姐哥哥都收到了父亲的来信。所以得知大地震的消息我们的第一反应是：父亲是否离开唐山……

　　如今回头看自己走过的50多年人生路，可以自豪地对父亲说：“父亲，您放心吧，我没有让您老人家失望。”我还想代表兄弟姐妹说：“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