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久明

　　当下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副中心”了，自从保定这个距离北京150公里的城市被“政治副中心”后，一时间商贾云集，全国各地的投资者也纷至沓来，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这个房地产业一直居全国中下游水平的城市，在短短十天左右的时间内，价格猛然上涨了20%，而且出现了地产商捂盘、惜售的情况，颇有点“洛阳纸贵”的味道。但是以笔者看来，怎么都像是披着“京津冀一体化”合理外衣的一场空想盛筵，这个“政治副中心”想要实现有点悬。

　　我们先从政治角度来看。众所周知，我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权的高度集中统一，特别是中央政权，这也是我国近几百年来历朝历代执政的重要基础。在这个前提下，就很难从中央政权中分出一部分权力、机构和人员在其他的地方成立一个“副中心”，即使真的需要成立一个“副中心”，它的职能、设置以及位置等，都是需要中央最高层通盘考虑、谨慎决策的，不大可能出现由某个省份进行规划或“说了算数”的事情。就好比，二局下属某某公司非得在燕郊、唐山或者其它什么地方规划出一个局总部的分部出来一样。

　　从实际操作来讲，高度集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也让这个“副中心”寸步难行。首先，分离出去哪些机构、人员，通过什么方式分离出去，在目前的情况下都是难以确定的。仍让大家记忆犹新的是，前几年国务院搞机构改革、大部制，经历了千辛万苦但是进展缓慢、效率极低，并且时有反复，机构改革尚且如此就更别说是机构迁移了。其次，成立“副中心”必然会使得数以万计的中国最高层权力机构中的部分大小官员离开熟悉的北京，迁移到陌生的保定，这之间的距离不是用公里数能够衡量的，所以这件事怎么看都有点“难于上青天”了。再次，对于“副中心”能够从北京迁出多少人口，笔者不可能做科学的研究，在此斗胆臆测在50万人左右，最多不会超过100万人，目前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人，对于此，迁出100万只能是杯水车薪。

　　那么，成立“副中心”的目的是什么，为何会有这么多人关注？许多人会说是为了缓解首都发展的压力，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问题，那么“副中心”能够解决上述问题吗？让我们先来看看是什么导致北京的发展压力吧。

　　笔者认为，造成北京发展压力最主要的因素有两个：一个因素是我国城市与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另一个因素是北京市城市发展的职能定位模糊。

　　先说第一个。我国绝大多数的产业以及各种资源基本上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且在近十年间，这种情况得到进一步的加剧；与之相反，大量的中小城市在产业发展方面与大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很多城市除了自然资源以及房地产业外，已经很少有其它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了，因此也很少能够为广大平民百姓特别是青年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导致大量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这也是为什么前几年许多人在深感大城市的生活压力，逃离“北上广”以后，近年又纷纷回到“北上广”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因素是北京市城市发展的职能定位模糊，与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思路有明显差距。北京市“摊大饼”式的发展，规划不尽科学、不够精确，从某种角度讲，北京就是个“大杂烩”，什么都有、什么都全。随着社会的进步，北京的定位必将会进行调整、完善，笔者认为，未来北京的定位应该是：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金融中心，最多再加上一个北京市近几年强力打造的以中关村为支撑的高科技产业，这就足够了。按照这样的思路，除了上述相关产业以及与之配套的强大服务产业外，其他产业都应该逐步弱化。例如即将着手的动物园、木樨园、新发地等批发市场的迁移，然后是制造业如汽车等行业的迁移，凡此种种。

　　由此看来，“副中心”在短时期内是很难实现的，目前不过是炒作的一个概念、一个噱头而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地方经济要想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真正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则需要地方政府抛弃固有的政府思维模式，多从市场的角度、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寻求如何突破发展瓶颈，而不是简单寄希望于一个“副中心”就能够万事大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