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继均( 西南 )

　　2010年1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同事告诉我：云南有位重庆籍抗战老兵到重庆寻找亲人，问我想不想拍。说实话当时感觉这类题材的东西当属记者们的专利，一个摄影爱好者能挤进去拍摄，机会难得，还真有点小冲动。

　　第二天正好周六休息，与同事一路奔到了江北嘴。老人来自云南昌宁，名叫王明兴。72年前的一个冬夜，年仅13岁的王明兴在他重庆朝天门133号的家里，稀里糊涂地被抓了壮丁，年幼的王明兴就这样被抓到了抗日的战场。他勇敢地面对了鬼子的枪炮，在举世瞩目的滇西松山战役中，这位年少的孩子兵，负伤流血，却幸运地活了下来。老人的经历深深打动了我。

　　志愿者们几经周折，不仅没有找到老人的亲人，就连老人家的住址都无法辨认。老人喃喃自语：“家到底在哪呀！”我至今难以忘记老人当时期盼的眼神和黯然流泪的悲伤。老人的一生令人心酸且钦佩，我不停地按动快门，记录老人重庆之行的画面。这次拍摄最大的收获，不仅仅是记录了一个老兵的寻亲，更是结识了一群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此番义举深深地打动了我，颠覆了我对当今社会年轻人的一些看法。

　　志愿者们告诉我重庆还有24位健在的抗战老兵，每个人都有不平凡的抗战经历，他们已到迟暮之年。我想应该为这些老兵做些什么，作为摄影爱好者留下老兵们的影像，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对他们最好的关爱。

　　2011年1月15日，我驱车前往万州、梁平，为七位老兵拜年，算是开启了我拍摄老兵的第一次远行。1月16日下午将近三点，我辗转来到梁平，看望93岁抗战老兵黄世金。老人坐在他那个昏暗、阴冷、杂乱不堪的房子里，我们的突然到来，让老人的脸上泛起了微微的喜色。我拉着老人的手与之交谈，得知他竟是1938年参加了禹门口战斗的机枪手，让我肃然起敬。然而，仅仅半个月后，黄世金老人就于2月1日去世了。

　　2011年的一天，出差正准备去机场，得知唯一幸存的八百壮士成员——杨养正老人病危住进了重症病房，内心十分焦虑。出差回到重庆，老人已离开了。我懊悔不已，为什么没在老人健在时，留下壮士的影像。老兵们正在凋零，这也激发了我拍摄抗战老兵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那段时间，为了拍摄到更多老兵，每逢节假日我就和志愿者走访老兵。有的老兵家住偏远的山区，需要我们翻山越岭、走乡串户才能找到，这中间发生了许许多多令我难忘的故事。

　　每一次按动快门，都倾注了我对老兵们的敬仰。志愿者和老兵聊天时，我就通过镜头捕捉他们不断变化的神态，尽量表现出他们的精气神儿，寻找他们当年的威武。

　　一次，看望88岁远征军老兵周高富，这位老兵在1944年滇西反攻时，参加了璐江战役，在讲述当年情形时，老人家的眼睛情不自禁地亮了起来，并向我们行起了军礼，扑捉到这一瞬间，让我竟有点沾沾自喜。

　　此后，在老兵身体容许的情况下，我会征得老兵同意后，让他们摆出敬军礼姿态为他们拍下照片，发现每当老兵们敬礼时他们的眼睛都格外有神。老兵李继贤在病榻上插着吸氧管，举起右手郑重地敬军礼的瞬间，让我眼睛湿润。这病榻上的军礼，是战火纷飞的记忆，也是一名老兵的自豪和骄傲。这也进一步坚定了我拍好老兵的信念。

　　拍摄老兵，尽管牺牲了精力、时间，收获却远远大于付出。拍摄老兵，不仅留下了一些宝贵的老兵影像，更重要的是：每一次拍摄老兵都是一次心灵净化之旅，老兵们面对生活现状的豁达和坦荡，让我们见证了老一辈的真诚、宽容、纯朴与善良。

　　五年来，只要在重庆，节假日没有特殊情况，我便跟志愿者们一起长途跋涉看望老兵。目前已驱车几千公里，拍摄了80多位老兵。在整理拍摄资料时，看着一张张饱经风霜的面孔，回想着他们的口述，经常感慨万千。遥想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面对风烛残年正在凋零的老兵，一股无形的动力支配着我：留下他们的影像，让人们记住他们。